主流科学的偏见,或许让人类错失了HIV疫苗

2018-06-12 来源:36氪   关键字:防艾 艾滋

主流科学的偏见,或许让人类错失了HIV疫苗

  万字长文:主流科学的偏见,或许让人类错失了艾滋疫苗

  科学家建立了排他的主导范式,这可能是错误的。

  编者按:日前,《连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人们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故事。35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想办法战胜导致艾滋病的病毒,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可靠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与此同时,生物物理化学家伯特·多曼一直说他有一个更快的方法能够研制出疫苗。但他从未尝试过他的方法,这无疑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也许,是一场悲剧。作者为亚当·罗杰斯(Adam Rogers),由36氪编译。

  一、

  20世纪80年代末,伯特·多曼(Burt Dorman)准备退出疫苗接种领域。他是一名生物物理化学家,多年来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动物疫苗生产公司,生产了十几种用于对抗猫白血病和水泡性口炎等疾病的疫苗。多曼在一个新的领域开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进行疾病诊断。

  然后,艾滋病疫情爆发了。1981年,在一份名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周刊》(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的出版物中,首次报道了一种新疾病正在导致人类死亡的迹象。进而导致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悲剧和仇视同性恋。尽管如此,到1987年,开始了第一次疫苗试验,世界卫生组织发动了全球对抗传染病的斗争,剧作家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发起了一个激进组织ACT UP。这时,第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ZT已经问世。

  即便如此,科学仍然缺乏对瘟疫的理解,也没有研发出一种疫苗来预防这种疾病。到这个十年末期,美国已有超过10万人受到感染。如果没有治疗,当时这些病人的死亡率和现在一样,是100%。多曼了解疫苗;他开始和疫苗学界的其他人谈论加入这场战斗。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是疾病控制中心慢性病的疾病猎人,也是《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多曼取得了联系——多曼战胜了猫白血病,这是由引发艾滋病的同类病毒引起的。为什么不尝试着解决艾滋病毒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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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80岁的多曼一直在推动传统的艾滋病毒疫苗研究
他说:“我们应该同样努力,从已经发明的方法中汲取我们能取得的成果。”

  多曼是一个谨慎的人。新兴的努力看起来混乱不堪。多曼把他过去的疫苗团队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他的儿子萨姆(Sam)记得在他们位于伯克利的家开过一次会。“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爸爸非常有责任感,有人受苦受难,处境危险,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萨姆说。

  多曼决定试试。今天,他的名字透过一些关于疫情早期和寻找抗病毒疫苗的故事得以窥见。他说,是关于早期努力的书籍,比如乔恩·科恩(Jon Cohen)的《Shots in the Dark》和帕特里夏·托马斯(Patricia Thomas)的《Big Shot》(均于2001年出版)。从那时起,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等新疗法使艾滋病毒感染成为一种可以生存下来而不是死亡的东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对疫苗的研究仍在继续,十年来,人们的情绪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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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伯特·多曼和他的12岁儿子萨姆

  多曼仍然在努力。但他正在推动研制疫苗的方法,基本上已经被废弃了。多曼倡导的是一条你可以广义上称为“传统”的道路。这是一种通过反复试验研制疫苗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天花和狂犬病。像早期的疫苗学家詹纳(Jenner)、巴斯德(Pasteur)、萨尔克(Salk)一样,多曼是一个修补匠,他知道如何以引发免疫反应的方式培育、杀死和管理病毒。如果没有研究人员对潜在的免疫学有太多了解的话,它可以起作用,而且确实经常起作用。

  由于艾滋病毒的原理,即病毒是如何感染细胞的,它感染的是什么样的细胞,它是如何变异和繁殖的等方面不同;以及疫苗的测试和开发过程不同,大多数从事艾滋病毒免疫学研究的科学家认为,这样一种传统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分解和重新排列病毒的特定部分,比如将糖和蛋白质嵌入在它的外壳,并将它们与增强剂一起递送。这些源自重组DNA和蛋白质技术的方法,其更多地是假设驱动的。更加理性。这种方法基本上吸引了政府机构和制药公司提供的所有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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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曼,时任高级遗传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

  这完全合理。然而,在科学家分离出导致艾滋病的病毒以来的35年里,全世界有3500万人在等待接种疫苗时死于这种疾病。“有朝一日,我们能充分了解生物学,更合理地设计疫苗,这是件好事,”多曼说,“但我们也应该同样努力地从已经发明的方法中提取我们所能提取的东西。”这是他三十年来一直在说的话。但这并没有发生。

  对主流科学界来说,多尔曼充其量只能算是堂吉诃德式的探索,瞄准了糖蛋白和RNA制成的风车。但现在80岁的多曼并没有放弃。他相信,如果科学界的其他人士几十年前加入他的行列,数百万人将会得救。他们还可以活下来。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至少,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一个科学文化问题——即研究议程如何作出决定的框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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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艾滋纪念被单组织首次在华盛顿特区的购物中心展出

  这并不意味着多曼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多曼会是第一个说他不知道的人。但他也第一个指出:其他人也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确定。

  二、

  任何可怕的传染病,不管它的症状有多严重,一些感染它的人都会好转——天花、小儿麻痹症甚至埃博拉都是如此。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说,在一系列病毒性疾病中,“绝大多数人生存了下来,当他们活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根除了病毒。不仅如此,他们的余生都会对这些病毒免疫。”

  这种恢复表明,研制这些疾病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接种疫苗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创造触发器的问题,来加速一些已经发生在自然界中的过程。

  在十八世纪末期,人们知道得牛痘会降低患天花的可能性,当时欧洲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高达40万人。牛痘是一种他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对抗的病毒,细胞对这种对抗的记录——在免疫系统中建立防御方案——也经常可以抵御天花。这导致科学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试图用牛痘感染一个男孩,作为一种预期的治疗方法。当后来发现男孩对天花免疫时,詹纳的方法开始奏效,因天花死亡的人数直线下降。牛痘的拉丁文名称是“vaccinia”,以“牛”的拉丁文命名,所以詹纳将他的过程命名为“接种”(vaccination)。

  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美国每年有1.6万人罹患麻痹性小儿麻痹症,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乔纳斯·萨尔克(Jonas Salk)从一种疫苗实际上不需要感染疾病来提高免疫的想法出发,发现了用甲醛杀死脊髓灰质炎病毒(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这种“全杀病毒”疫苗有效,尽管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等人认为甲醛会导致较短的免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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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与小儿麻痹症患者在午餐后谈话

  这是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疫苗学,是20世纪的风格。而且这条道路并不总是笔直的。科恩在《Shots in the Dark》一书中指出,索尔克在儿童身上测试了他的疫苗——几乎没有研究人员今天所需要的许可和保障措施,比如FDA的批准或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签字。他只管去做了。它起作用了。小儿麻痹症已在地球上几乎被消灭了,天花也不复存在。

  过去的半个世纪是不可思议的,大约有50种疫苗存在于人类身上,数百种疫苗存在于我们生活周围的非人动物身上。制造几乎所有这些药物的过程,实质上是将病原体置于实验室能够携带的每一种工具上——观察它们如何在培养中生长、如何杀死或减弱病原体、在病原体旁边施用什么化学物质、给予多少剂量和间隔时间。理想的情况是,最终你会找到一种可以增强免疫力的组合。这是一个像萨姆·多曼这样的科技企业家会非常认同的产品开发的过程。迭代次数很多。这本质上是一个工程问题。

  三、

  但关键是:传统的疫苗学可能不适用于艾滋病毒。“没有记录表明有人被感染了,真正感染了病毒,然后清除了病毒。”福西说。同一个人甚至可以感染两种不同的病毒。

  为什么?首先,艾滋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一种很少感染人类的病毒。这种狡猾的细菌——包裹在一束遗传物质周围脂肪外壳中的蛋白质和糖分子中——侵入细胞,复制其遗传物质RNA,将其转化为DNA,然后将其插入宿主自身细胞的细胞核中。最后,病毒DNA成为人的一部分。今天,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中断了这一过程——它们阻止病毒RNA成为DNA,或者阻止它整合到细胞基因组中,或者阻止细胞制造新病毒。但是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拿走,病毒就会开始大量繁殖。

  也许更重要的是,艾滋病毒攻击原本可以介导对病原体反应的细胞,其中包括CD4 T细胞。CD4是在对人类免疫反应至关重要的某些细胞外部的蛋白质;这也是艾滋病毒感染并用来侵入这些细胞的蛋白质。病毒外面的一种叫做gp120的混合糖蛋白钩住CD4,像钥匙一样,为其他艾滋病毒蛋白打开大门,让病毒与细胞融合并注入基因。

  这种病毒不仅能非常非常迅速地复制自己,而且它的许多不同菌株也会发生变异。人类免疫系统会攻击任何入侵者,但它也学会了根据病原体外壳上的蛋白质来调整对特定病原体的反应,这些病原体像敌方战斗人员一样挥舞着。通过研究艾滋病毒,研究人员发现它是变形的。病毒的糖蛋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微小变化,从而可以逃避检测。换句话说,它脱下了旧衣服,换上了一套稍有不同的装备,以某种方式规避免疫系统的监视策略。

  这些细微差别在经过了35年的研究才显露出来。与其他病原体不同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艾滋病毒的迹象表明疫苗是可能的。“我们必须比人类更好,”艾滋病毒疫苗试验网络的学术带头人拉里·科里(Larry Corey)说,“在6500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我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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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艾滋病公共健康海报,1989年

  但有一个问题很早就变得清楚了。当人们开始制定研究疫苗策略时,他们对自己杀死或完全停止感染艾滋病毒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不再仅仅以研制疫苗为必要前提,而是简单地测试候选人。

  当人们报名参加试验时——比萨尔克时代的监管要多得多,而且更受责任法的影响——这些研究对象不知道他们是要服用安慰剂还是药物。由于艾滋病几乎是普遍致命的,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希望能够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意外感染这种疾病。“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不会从产品中感染艾滋病病毒,”AVAC(艾滋病疫苗联盟)执行董事米切尔·沃伦(Mitchell Warren)说,“这对于参加临床试验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能用一种全灭活的疫苗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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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卫生部艾滋病公共卫生海报,1987年

  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员仍在思考传统技术的可能性。但是病毒的复杂性、对人类免疫系统对它的反应的理解不断发展、以及对引起新感染的恐惧等等,都导致他们拒绝这种方法。这一切发生在基因工程这个诱人的新领域,重组DNA,不仅提供了艾滋病疫苗的潜力,而且可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疫苗发现途径。

  科学家们将使用基因和蛋白质工程技术构建疫苗,而不是多曼倡导的传统方法,从零开始提取艾滋病毒片段、免疫系统知道如何处理的其他病毒片段、“佐剂”介质可以促进免疫反应......这些增强免疫反应的片段被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具精美的免疫生物技术身躯。

  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导致了抗乙型肝炎和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它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它也让科学家了解更多关于病原体和免疫学的知识。这似乎是获得艾滋病毒疫苗的最佳途径。

  四、

  多曼是在小儿麻痹症蔓延的时代长大的,当时这种病毒似乎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杀手。他在帕萨迪纳长大,看到社区游泳池被关闭,电影院关闭。

  他并不打算进入疫苗行业;多曼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研究员和教授。“但在我完成癌症协会的博士后研究之前,我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说。学术界支付的钱不够养活一个年轻的家庭。所以多曼开了一家我们现在称之为生物技术公司的公司。但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赚钱机器。“在动物健康方面,还没有成系列的产品。”他说。而在学院之外从事科学研究,并不会像如今风险资本雄厚的温室里那样得到应有的尊重。“在那些日子里,如果你离开学术界,感觉就像走在跳板上一样。”多曼说。但生意真的成功了。这使他在疫苗学上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伯特·多曼已经制造出了疫苗。但大多数从事艾滋病毒研究工作的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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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唐·弗朗西斯·多曼和艾滋病毒研究人员清水信义(Nobuyoshi Shimizu)

  生意的轮子转动了。多曼转而去开发诊断技术,卖掉了疫苗公司。然后,在1988年,他写了一份研究艾滋病毒的提案——制造病毒、净化病毒、杀死病毒、学会将其配制成疫苗、计算剂量、一百个不同的变量、拉动和调整杠杆——并把它发送给安东尼·福西。“给我两年时间和五百万美元。”多曼说,他就会准备好一种可供人类试验的疫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组对此一笑置之,”他说,“我反驳说,好吧,我们要花四年零一千万美元,但这让他们更加愤怒。”(福西不记得这个提议或多曼这个人。)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疫苗研究界仍未取得成功,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对研究作出越来越大的财政承诺,多曼仍在努力。90年代中期,由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比尔·盖茨等基金会资助的国际艾滋病疫苗联盟(IAVI)应运而生。“到那时,我已经向国家卫生研究院写了太多失败的提议,以至于全体员工相当自觉,”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向IAVI推销,给盖茨推销等等。”所有这些资助者都会说,被杀死的病毒对艾滋病毒不起作用。

  多曼会反驳,他会说,让我们试试看。简单地测试这一想法可能会提供有关艾滋病毒及其在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谓保护相关性的新知识,这样其他疫苗制造者就会知道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应该寻找什么。他继续推销自己的想法。他收到研究人员的来信,他们说他可能有道理。他试图在期刊上发表社论,但没有成功。

  一直持续到2000年。“然后我放弃了,”多曼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毁掉了我的诊断公司。”

  五、

  科学并不是制造艾滋病毒疫苗的唯一难点。它在商业考虑上也很糟糕。2010年,唐·弗朗西斯——也就是招募多曼加入这项事业的唐·弗朗西斯——在《生物制剂》(Biologicals)杂志上为缺乏疫苗提出了令人沮丧的合理解释。他写道,公共资助的科学,非常善于获得新知识并加以传播。但那只是研究,社会把研发的另一半——发展——留给了行业。而行业的主要目标是盈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疫苗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例如,弗朗西斯写道,上世纪90年代,VaxGen花了3亿美元试图开发一种艾滋病毒疫苗却失败了。为了将流感疫苗Flumist推向市场,Aviron花费3.4亿美元。(另一位作者推测Sanofi Pasteur花费14亿美元研发一种重组的减毒登革热疫苗——花了24年时间。)

  也许他们并不期望承担这些费用。也许他们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疫苗制造商也有非政府组织或慈善基金。不管怎样,这些激励措施都是上下颠倒的。即使一个制造商得到了制造和批准,也很难在公开市场上销售。疫苗是预防而不是治疗,每个人只需要用一次或几次(流感疫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这意味着公司只能销售一次,而不是让患者终生处于困境。在需求方面,许多人很难将他们有朝一日可能罹患疾病的真实风险内在化。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支付产品费用的可能性更小。等等。因此,支持治疗疗法和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来支持疫苗的开发是一项很好的业务。这样说:2001年,所有已知疫苗的整个市场才和抗胆固醇药物立普妥(降血脂药)的市场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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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1日,艾滋病抗议组织ACT在白宫前示威,要求为艾滋病研究提供更多资金

  几个亿万富翁试图通过捐赠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弗朗西斯的文章承认,沃伦·巴菲特和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为疫苗研发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资金,但基金会的资金和基层工作倾向于将研究转向单一疾病的单一疫苗,这会将广泛有用的知识孤立开来。“私营部门致力于私有、可获得专利和盈利的事情,”多曼说,“每个人都在做你所期望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我不批评任何人。”

  伯特·多曼在这方面坚持了三十年。他现在是一个看起来像伯克利的老学究了。眼镜放在夹克口袋里,纸垫和笔放在衬衫口袋里,留着短发。在长长的电子邮件中,往往会给出同样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他不止一次地说对了——正如你可能期待的那样,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同样做法的人也会这么想。

  但他所描绘的是一场悲剧,更糟的是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如果他是对的呢?不是现在在伯克利咖啡店谈论疫苗,而是在三十年前?

  如果他是对的呢?

  六、

  多曼说,他历史读得并不是特别好,但在2008年,他碰巧读到了《Constantine's Sword》,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的天主教会与犹太教关系史,以及该教会对大屠杀的反应——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卡罗尔的论点令他印象深刻:历史不是偶然的。特定的人会做出特定的选择。

  他意识到他必须再试一次。几年后,2010年,经过多年的技术和产品开发,多曼的儿子萨姆决定加入他的行列,制作视频去传播,获取影响力。“我想我只是想,也许我可以帮帮我爸爸一点忙。他写漂亮的信和漂亮的论文,他非常相信他们有能力说服人们,”萨姆说,“但我认为,如果我能为此带来更多现代化的视觉叙事方式,那可能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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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多曼,他在2010年加入了父亲重新启动疫苗研究的努力

  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KillHIVNow.org,经过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传递来自疾病猎人的推荐信,并试图将文章发表在期刊上,多曼的论点和他的支持者的论点都被做成了视频在网上播放。

  他选择的时机再好不过了。

  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研究人员在人类身上测试一种疫苗,实际上似乎有点效果。

  和所有正在调查的疫苗一样,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Thai疫苗,因为它第一次显示出希望,也被称为RV 144。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传统和假设驱动的疫苗学的混合体。研究人员注意到,长期的非进行性者有所谓的细胞反应来控制疾病。

  研究人员还知道,注入一种特殊的抗体,可以防止猴子感染一种工程化的、实验室制造的猿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和T细胞反应可以保护猴子免受S-HIV和猿猴免疫缺陷病毒的感染。他们进行了一个由艾滋病毒糖蛋白gp120制成的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没有效果,但它确实展现出了各种可能的免疫特性。

  因此,RV 144将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结合了一种重组水痘病毒载体疫苗的四次注射与gp120疫苗的两次强化注射。2009年,泰国卫生部、泰国大学、美国国家开发署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报告说,RV 144的疗效为31.2%。也就是说,试验组感染人数比对照组少三分之一左右。

  看起来不是很多。但这也比任何其他艾滋病毒疫苗都好。南非有5000多人正在测试这种新的方法。

  另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使用腺病毒作为载体,以及来自几种艾滋病毒变体的基因和具有不同成分组合的增强剂,或者来自艾滋病毒的另一种被称为gp140的包膜蛋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它对猴子和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而,第三项研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疫苗学时代不可能采取的方法。这些研究人员是根据这样的知识工作的,一种叫做广泛中和抗体的免疫细胞可以防止感染艾滋病毒的主要菌株。具体来说,研究人员正在使用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研发的一种抗体,名为VRC01,将它直接注入男性和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变性者体内,看看它是否能提供保护。不过,这只是许多潜在抗体中的第一种——AVAC的沃伦说,这是一种“概念证明”。

  多年的免疫学研究使科学家有能力更快地理解各种结果。如今,未来的疫苗制造者拥有一套全新的工具,让他们可以从小型试验组中获取结果,并几乎在空中重新设计配方。“这叫做降低风险,”科里说,“你可以把所有这些工程技术都投入进去。这很复杂,但这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

  事实上,30年的工作已经改变了整个免疫学。它又开始看起来像产品开发了。IAVI总裁兼CEO马克·范伯格(Mark Feinberg)说:“我们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分辨率工具,从了解抗体和病毒表面到了解我们是否正在实现我们所瞄准的那种免疫反应的分子水平。”他说,在专为检验新药总体安全性而设计的一期试验中,疫苗研究人员就能感觉到他们是否走上了正轨。

  与此同时,福西仍然表示,疫苗即将问世——尽管可能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皮环切术、预防性药物和抗体注射相结合,它不必100%有效地遏制疫情,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会接受有效程度在55%到60%的疫苗。”他说。

  不是每个人都会买这些。“他们正在对RV144进行各种分级,这是一种额外的助推器,一种不同的佐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病毒学家杰伊·利维(Jay Levy)说,他是发现艾滋病毒的人之一。“我们甚至不知道RV 144是否可以复制,”他的挫折感是显而易见的,“你在和一个已经抱怨了很久的人说话。你被锁定在一个程序中,把你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程序中,所以任何创新都必须与这个方向联系在一起。”

  就像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一样,艾滋病毒疫苗总得有十年的历史,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所有这些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再一次在从事疫苗研究多年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兴奋。“我认为2018年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乐观的一年。”沃伦说。

  七、

  与此同时,终于有人在尝试开发一种杀死病毒的艾滋病毒疫苗,从表面上看,这很像多曼所倡导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病毒学家康池永(Chil-Yong Kang),完成了基于安全的第一阶段测试。

  这不容易。首先,康说,艾滋病病毒在文化中是不容易培养的,而且监管者不喜欢有人携带大量艾滋病毒的想法。然后,一旦他感染了病毒,康就有了另一个障碍:FDA。“FDA说,如果疫苗中有一种活病毒,那就太多了,对不对?”康说。作为试验的一个条件,FDA告诉何康必须完全彻底的杀死病毒。

  所以康杀死了它。他的团队首先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其不再感染细胞,但仍能复制。然后,他们将一种叫做Aldrithiol-2的化学物质倒入,这是一种标准的病毒杀手。然后他们将这种有毒的变异病毒暴露在伽马射线中,以破坏其所有基因。

  他说,当康带着被辐照、中毒的变异病毒回到FDA时,“FDA建议我们应该使用艾滋病毒阳性的个体,因为人类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安全,”他说,“所以我们这么做了。”

  这项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仅仅对33名志愿者进行了观察;在实际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所有人似乎都能很好地忍受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副作用,我们也可以观察免疫反应,”康说,“如果疫苗工作正常,它也应该刺激抗体的产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接种疫苗的人增强了免疫反应,艾滋病毒研究人员对广泛中和抗体水平的提高非常乐观。

  康说,他希望今年能进行第二阶段的试验,一个是通过改变抗原的数量和免疫频率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免疫反应,然后,他希望,另一个是使用艾滋病毒阴性的人。(康的资金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各种联邦机构,以及一个名为Sumagen的生物技术公司。)

  多曼仍然持怀疑态度,甚至对这种做法也持怀疑态度。“我试图向康博士解释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多曼说,“他挑了一株病毒,因为它很方便,细胞系统也很方便。他做了克隆手术,因为他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有用。但他带着东西去诊所保护的可能性不大。这不是对他的批评。这只是一种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出这些选择,而且有很多选择要做。”

  但是,我说,康的工作难道不是对你的想法的一种接受吗?你说没有人会资助一个传统的方法,但在这里有一个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它被证明失败,它将进一步败坏这个概念的名声。我对他说。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多曼回答。

  他的成果出版了,我说。他得到了两个国家政府机构和一家制药公司的资助。

  多曼坚称,他支持康,但在早期研究艾滋疫苗的时候,有很多研究都获得了资金,并出版了成果。“你不能认为你的方法能找到接种疫苗。但你必须尝试你的方式,”他说,“这是托尼·福西斯(Tony Faucis)从未消化过的观点。这是批评吗?不,他们从事着不同的生意,生意做得非常好。但它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疫苗。”

  八、

  科学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佳方式。此外,这也是人类学会改变这个世界、创造新事物的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和科学家总是对的。这些方法是迭代的;这个想法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正确,或者理解你错在哪里。

  科学是由人们为了解世界并试图改变世界而努力工作的结果。科学家和其他任何一群人一样,也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他们容易受到偏见、盲点和群体思维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停止相信科学结论的借口。(疫苗可以预防疾病。地球上的生命通过进化过程发展并不断变化。人类工业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正在改变地球生态系统。)

  “他们对艾滋病疫苗的看法肯定不是对的。我们已经努力了30年,什么都没有。RV144,就是这个,”利维说,“伯特试图获得独立的资助,我认为他仍然可以,但这必须来自一些非常有远见的慈善家,因为他不会从基金会获得资助,也不会从政府那里获得资助。”

  多曼认为,疫苗界对传统疫苗学的抵制是一种偏见,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分裂成一套观念。“直到不久前,专家们还认为地球是平的!错误的想法有时很难消除,包括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向他询问了康的研究情况后,他在凌晨3:05给我写了一封贴有时间戳的电子邮件。多曼在邮件中附上了一份PDF,上面有托尔斯泰和辛克莱的名言。托尔斯泰的话是俄文写的,附有译文。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库恩在一本名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中写道,科学家们建立了范式,这些想法为研究提供了信息和指导,直到另一个范式颠覆了它们。这些范式转变是难以预测的,一旦发生,就是构造性的。(在某些情况下,确切地说,地质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接受板块构造的观点。)

  35年前,主导范式从伯特·多曼那里移开了。这一主导范式并没有产生疫苗。事实上,多曼从未尝试过他的方法,这无疑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也许,是一场悲剧。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search-for-aids-vaccine/

  (译者:chiming | 来源: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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